老右派表哥颠沛流离的一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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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编:我的父亲有历史问题,我们一家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一直过得战战兢兢。 但如果有人欺负到家里来,母亲依旧会表现得极为彪悍,把来肆行淫威的人骂个狗血淋头无论是民警、居委会

我的父亲有历史问题,我们一家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一直过得战战兢兢。

但如果有人欺负到家里来,母亲依旧会表现得极为彪悍,把来肆行淫威的人骂个狗血淋头——无论是民警、居委会干部,还是“文革”积极分子,她一律不管,统统骂回去。

我妈出身工人阶级,读过高小,是服装四厂的小干部,在那个年代,算能说会道的文化人。她常给我们讲她年轻时候的事情,讲得最多的是我三姑妈的儿子汤绍增。

1

1937年,日本人快打到宜昌了,我们家和三姑妈家一起逃到重庆来避难。那时重庆南岸玄坛庙一带,来了很多下江人。

表哥汤绍增比我爸小5岁,比我妈大2岁,是个大学生。他解放前就入了党,刚解放时,还当过厦门大学的教导主任。

那时已经连续好几年,日军飞机不停地炸。三姑爹的船停航了,但三姑妈还是经常打麻将。表哥从小性子倔,有一次听见他爸妈为打麻将吵嘴,认为家里经济出了问题,就不上学了,悄悄跑到贵阳去找舅舅(也就是我爸)

当走了十几天茶马古道、蓬头垢面的汤绍增出现在我爸面前时,我爸又是欢喜又是惊讶,问他怎么到的贵阳,到贵阳来干啥子。

“我翻上黄角垭,遇到走贵州的马帮在馆子吃饭,我端了杯茶递给马帮头,然后就跟着马帮走,到贵阳来找你帮我找工作。”

“你个小伢子。”我爸又是心疼又是欣喜,忙把他带上街去理了个发。

可是,战时部队纪律森严,我爸不过一个小官,哪能给个学生娃找到工作呢?只好留他在贵阳耍了两天,给了两个袁大脑壳(银元),找辆车就送回重庆了。

失踪二十多天的儿子突然出现在眼前,三姑妈三姑爹气也不是,怄也不是,生怕把这个少爷惹得又跑了。

 

后来抗战胜利了,三姑妈一家就搬回宜昌老家去了,我家留在了重庆。

1958年,绍增哥来过一次重庆。当时我5岁,他带我去玄坛庙河边的慈云寺,吃了一顿很素餐。慈云寺山门前爬着一头大石狮,瞪着一对眼睛,盯着长江上过往的行船。

绍增哥还带我上了南山,给我讲这是蒋介石的南山行宫、那是孔二小姐住宅,在望江草亭等名胜处驻足停步时,又给我讲了一通我听不大懂的故事。

那是我第一次见他,印象中这个表哥很和蔼,很有学问,有点高,也有点“超”(重庆方言,衣着讲究的意思)

“可惜了,汤绍增就是因为犟脾气,后来倒了霉。”每当讲起他的故事,我妈就止不住叹息。

2

后来,当我从下乡新知青变成了滞留乡下的老知青时,一些手抄本小说、歌曲,和各种流言一齐,在社会中蔓延。

我总觉得形势必将发生变化,迟早知青都会返回城里去,于是便谋划,趁相对自由的这段时间,设法回老家宜昌看看。

那时,我家还有亲戚跑船,每当亲戚的船到重庆,我总是要去码头接。

每次接船,他们总是给我家带一些肉、油,或者在沿江码头买的鸡鱼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这都是非常贵重的物品。到我家来了,他们就说,船上伙食好,鱼肉都吃腻了,只要我妈推豆花招待他们。

老右派表哥颠沛流离的一生

尽管老家亲戚与父母谈大人之间才能谈的话题时,总避开我们这些孩子,但已经当了知青的我,多少还是明白政治运动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。

从他们口中我才知道,1958年那次绍增哥来重庆,是被打成“右派”开除了公职,想找我爸帮忙找工作。

可是,在我妈嘴里聪明睿智却有点胆小怕事的我爸,并没能胜任“家父过世,娘舅为大”的传统担当,和1938年在贵阳那次一样,又一次没替他找到工作。

那时我大哥所就读小学的女校长也是宜昌人,是妈妈认识的同乡之一。不知那位女校长从哪里听到了绍增哥是“右派”的消息,竟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讲:“我们学校有个学生的表哥,明明出身工人阶级,却当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右派,所以广大师生要提高警惕……”

女校长在大会上的讲话,在我大哥心里烙下了深深的阴影,尽管当时他只是个四年级的小学生。

3

1976年春,亲戚大华哥的船要在宜昌进厂检修,修船期间他放假。我回老家的愿望终于得以成行。临行前,妈妈再三嘱咐,到了宜昌要让小外婆带我去见她的同学丁家珍。

到了宜昌的第二天一早,我便央求大华哥带我去找绍增哥,大华哥吱吱呜呜不接茬,还向他老婆红英姐发出求援的眼神。

“不准去,那个板板娘的,见他干么子。”红英姐吼起来。

我完全没想到,提到绍增哥,红英姐会发这么大的火。

找绍增哥的愿望落空了,大华哥把我带到了小外婆家。小外婆是我外公的小老婆。外婆死后外公再娶时,妈妈已经是十来岁的大姑娘了。小外婆对妈妈像宝贝一样疼爱。妈妈一直只肯叫她小妈,她也并不计较。

后来,小外婆生了我的小姨,小姨从小就对同父异母的姐姐很依恋,也从不计较我妈称她妈为小妈。于是,小外婆这个称呼就自然地延续到了我这一辈了。

虽然自抗战时期离开家乡后,妈妈一直与家乡有音信往来,但日积月累的思念一直令小外婆和姨妈心中满是惆怅。于是,我的到来令小外婆兴奋不已,她迈着一双小裹脚,连续好几天带着我走东窜西逛亲戚,逢人便高声炫耀,“这是我的三孙伢子!”人们就回应她,“福气好,福气好,三孙子伢都这么大了。”

花几天转完了亲友和老街坊,我要小外婆带我去找妈妈的同学丁家珍。外婆却问我,”你见了绍增吗?“我说找不到绍增哥的家。

小外婆答复我:见了汤绍增,再找丁家珍。

我再次央求大华哥,他这才告诉我绍增哥的故事。1957年,绍增哥就丢了工作,待在家里吃老本。“三年灾害”时期,他遇到一个拖着三个孩子的女叫花子,常从家里拿东西给他们换吃的。所有亲人都反对,绍增却始终我行我素,后来,干脆把那个女叫花子和几个小叫花子都带进了屋,两人这就算是“裹”在一起了。没多久,他和女叫花子把整个家都卖光了。三姑妈为这事被活活气死了。

“他活活气死了亲娘呀!你说,哪个还敢与他往来?你也不要生红英的气,汤绍增就是个不通人性的犟拐拐、败家子!你实在要见,我可以带你去,但你自己进去,我是不会进他家门的!”大华哥悄悄告诉我。

4

我们打听到了近郊农村里汤绍增的家,大华哥就和我分了手。

绍增的家是四间连成一排的新垒的土墙房,也称为干打垒。我当知青时候,干过建设干打垒房的工作。先挖坑,接着用连二石头铺地基,再把泥巴倒进木模子里面夯,一层土一层土的夯,夯实一个长方形,取下模子位移一格,如此循环反复,连片成墙,再上梁、架橼、盖瓦。工序很复杂。

我朝一间开着的门喊:“汤绍增在家吗?”

门里面走出来一个眯着眼的老太婆,“你谁呀?”

“我是汤绍增舅舅家的老三,从重庆来。”

老太婆“啊”了一声,连连说稀客、稀客,快进屋,快进屋。

看来,她就是大华哥说的和汤绍增“裹”在一起的女人了。

进屋一看,屋中间有个铁皮小煤球炉,炉子边搁着一个破铁锅,里面泡着几个还没有洗的碗,靠墙有一块石头搭的案板,屋里有两个小木凳。屋子里就这点东西,显得空荡荡的。老太婆递过小木凳让我坐,又从口袋里摸出一包劣质纸烟,掏了一根递给我,自己也叼了一根在嘴里,伸手拿起一张废报纸撕了一块,从煤球炉子里接上火,抽着烟说,“坐,坐,等一会儿绍增就回来了。”

然后,她就没和我再说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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